達爾文的散步小徑

　　達爾文每天都會到「沙徑」（Sandwalk）散步。這條路從達爾文家族的「塘屋」（Down House）出發，全長四分之一英里，達爾文在這裡散步了近四十年。他和妻子艾瑪（Emma）一八四二年夏天從倫敦搬來這邊，遠離都市的分心事務。塘屋之前是牧師住所，擁有三英畝的花園和分成四塊草原的十五英畝土地。有些人認為達爾文搬到塘屋是為了遺世獨居。他們比較他在小獵犬號的辛勤生活、倫敦科學界的活躍忙碌及肯特鄉間的安靜歲月，認為他是刻意離群索居，甚至想逃離自己提出的演化論。不過，開放大學教授詹姆士．摩爾（James Moore）告訴我，實際情況其實有趣多了。

　　摩爾造訪塘屋和沙徑三十年，對達爾文的世界瞭若指掌，大到他的學說，小到他的日常生活，他對達爾文的瞭解不下任何人。他認為塘屋既是達爾文的家，也是他的聖殿、實驗室與堡壘。他甚至認為對達爾文的生命和思想而言，塘屋就和小獵犬號一樣重要。

　　摩爾指出，達爾文和艾瑪都在鄉下長大，肯特鄉間「無比田園和寧靜」的氛圍非常吸引他們。根據達爾文的計算，那裡「離聖保羅大教堂六英里、維多利亞車站八．五英里」，距離「倫敦橋兩小時」。就算現在，要到那裡也得從維多利亞車站搭火車到附近的布洛姆利鎮（Bromley），再搭公車到堂恩（Downe，下車站是艾瑪做禮拜的教堂），然後沿拉斯提德路（Luxted Road）走到塘屋。對達爾文來說，這裡離倫敦夠遠，足以讓不速之客敬而遠之，但又離得夠近，讓他想見的那些倫敦朋友不會望之卻步。

　　那裡還近得讓他可以繼續和倫敦科學圈保持聯絡，掌握最新的研究發現，幾乎沒有落差。從塘屋寄出的信約有一萬四千五百封保留至今，充分顯示了達爾文耕耘科學網絡的勤奮。在我們這個電郵和簡訊的時代，或許有人覺得十九世紀信件往來很慢，但在一八四○年代，達爾文早上寄信給裘園（Kew Gardens）或皇家學會，大約幾小時內寄到，隔天就能收到回覆，內容從書本、幼苗到地質標本都有。消息傳播迅速，但無聊的傳言和令人分心的旁務都留在了城裡。

　　因此，達爾文在塘屋並非離群索居。他選擇親近朋友但遠離雜務，擁有「一個可以由他決定見誰的地方」，詹姆士如是說。達爾文甚至修改房子，讓他可以真的「照自己的意思看世界」。他在莊園北邊建了一道十二呎高的圍牆，其餘三面把土堆高、種樹，並且降低聯外道路的高度，最後再用修路挖掘出的燧石蓋了另一道牆。摩爾告訴我，「重點在於防止突如其來的打擾，只見自己想見的人。」

　　達爾文將塘屋變成科學實驗站，他可以自由收集和生產事實。他將一個房間改成書房兼實驗室，加蓋了一間溫室，將一部分花園挪作研究之用，讓他盡情鑽研動植物，從蘭花、藤壺到蚯蚓都行。他勤於觀察在地生態，跟養鴿人、馴狗師和農民聊天，從中得到的洞見不下於當年的出海遠行。事實上，達爾文傳作者珍妮特．布朗（Janet Browne）表示，「《物種源始》（The Origin of Species）所仰賴的浩瀚事實」，有許多都來自「維多利亞時期的生活習慣，例如書信往來和就近研究動植物的小規模實驗」。

　　達爾文說，如果真要說他有什麼能力，那就是能從別人忽略之處看到有意思的地方，並且找出背後的意涵。塘屋給了他一個空間，讓他可以仔細進行觀察，用必要的專注去觀察和思考其他科學家的忽略之處，認真反省與沉思。達爾文改造了塘屋，讓它強化他的專注力。他讓塘屋成為他延伸心靈的一部分。

　　塘屋最簡單也最重要的特色，就是散步小徑。達爾文很喜歡堂恩一帶的「狹窄小巷和高大圍籬」，並且在許多描述塘屋和鄉間生活的信中提到散步。他初次造訪堂恩之後寫信給哥哥說：「我覺得這裡的魅力來自幾乎每一塊地都有小徑穿梭其間（我們家的地也不例外）。我從來沒看過有這麼多步道的鄉下。達爾文搬進塘屋不久，就自己規畫了一條散步小徑。和現代的花園小徑及公園步道一樣，這條小徑也是以淺溝鋪上石礫沙築成。第一段於一八四三年完成，三年後，他向同為鄉紳科學家的鄰居約翰．路波克（John Lubbock）從爵租了一塊一英畝半的地，將沙徑延長為四分之一英里左右。沙徑這個名字是達爾文的小孩取的，他自己稱這條小徑為「思考之路」（thinking path）。

　　接下來近四十年，達爾文幾乎每天都會到沙徑散步。他的小孩或白毛犬波利（Polly）有時會跟著他，而來訪的科學家則會和他一起在沙徑漫步，討論他們的研究。那一帶的土地當時多半還在使用，塘屋也有農業收入，供應龐大的達爾文家族支用。達爾文用錢謹慎是出了名的，非有必要，絕不修繕房屋。因此他在沙徑上投注了大量時間和精力，顯示他認為擁有一個散步和思考的空間非常重要。

　　散步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？對許多思想家而言，最簡單的解釋就是散步能激發創意。自遠古開始，散步有助於思考和散步是一種冥想的概念便已經存在了。古羅馬人用拉丁文solvitur ambulando（散步解決）來形容許多哲學家，例如狄奧真尼斯（Diogenes）、安布洛斯（Ambrose）、傑若米（Jerome）和奧古斯丁（Augustine）。佛教徒和基督徒都有散步冥想的傳統，認為短程小徑和迷宮可以刺激靈性的反思與更新。散步更是十八、十九世紀哲學巨擘的必備工具。巴黎的盧梭、哥尼斯堡（Königsberg）的康德和哥本哈根的齊克果，都以經常散步而聞名。齊克果更說：「散步讓我走進自己最出色的思想裡。」散步對身體和心靈都有激勵的效果，讓他沉迷其中。當代科學家也提到相同的好處。哲學家散步沉思的形象實在太過鮮明，讓尼采於十九世紀末期說出一句名言：「真正偉大的思想（包括他自己的學說）都來自散步。」為了反覆思考問題，哲學家、科學家和作家走過無數小徑，沙徑便是其中之一。

　　散步能激發思想，因為它讓人暫時脫離寫作、譜曲或計算之類需要專注的繁重工作，又不會讓心靈完全跳開。作家芮貝卡．索尼特（Rebecca Solnit）說得好，散步「是心靈、身體和世界協同一致的狀態」。當身體移動，眼睛吸收陌生或熟悉的事物時，心靈仍部分專注於某個棘手的問題或難纏的句子。對思考複雜問題的人來說，熟悉的小徑能占據部分心思，又不會全數取走，正好可以提供足夠的刺激，幫助潛意識斟酌兩難問題、檢視答案或打破思考的僵局。

　　達爾文一生最出色的思想和最銳利的觀察都出現在他走動的時光。幼年時的他在母親過世後，經常在鄉間長途漫步。他不曾透露那些年散步時在思考什麼，宣稱他不記得了，不過最近的研究證實，經常接觸大自然有益於身心靈的療傷止痛，平撫心情及情緒。雖然不一定會更開朗，但確實會變得更堅強，有能力面對挑戰。因此，達爾文或許從散步中得到了力量與安慰，讓他從此將行走和沉思連在一起，這麼想並非毫無根據。散步也為他成年後的發現提供了基礎，讓他喜歡野外的科學研究與觀察，更勝於埋首書堆。

　　散步對達爾文的思想過程如此重要，讓他有時描述自己對問題的思考時，會用散步走了幾個彎才想出答案來計算。我認為這種構思問題的方式對他尋求解答很有幫助。對達爾文來說，漫步沙徑就像走向問題的答案。

　　當他沉浸於某個問題時，沙徑就會安靜退到背景之中，而當他心思困頓或靈感枯竭時，沙徑就會幫他宣洩壓力，用迷人的景物吸引他。在整齊劃一有如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成排樹木之下，有著多采多姿的小小世界。梭羅在〈論散步〉（On Walking）中指出：「在方圓十英里或一個下午步行所及的土地、七十載人間歲月之間，其實可以發現一種和諧，是你從來不曾接觸過的。」周遭永遠有新的東西可以觀察：季節遞嬗、生長與凋萎的循環、動物遷徙，以及人本身察覺上至地貌、下至周圍的改變的能力。達爾文擅長留意小細節，不看出端倪絕不罷休，因此沙徑一定給了他無窮的小發現與小刺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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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洙正（Alex Soojung-Kim Pang） 
　　過去二十年潛心研究人與科技，以及兩者共同打造的世界。身為科學史博士和專業的未來學家，他是史丹佛和牛津大學的訪問學者，也曾經在微軟英國劍橋研究院擔任研究員，並且在矽谷智庫Strategic Business Insights擔任資深顧問，著作散見於《科學人雜誌》、《美國科學家》、《洛杉磯時報》書評版和眾多學術期刊。關於更多「沉思式計算」相關資訊，請見網站：contemplativecomputing.org

譯者簡介： 
賴盈滿 
　　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科學哲學碩士，譯有《資訊》、《海拉細胞的不死傳奇》等書。